原标题:去世小夫妻遗留受精胚胎,4老人寻求代孕最终产子

江苏宜兴的一座墓园内,有沈杰、刘曦夫妇的墓地。两人的墓碑去年才立好,碑上空着一行字的位置。那是为他们的儿子甜甜留的。

“等(甜甜的)牙齿长齐了,名字就可以刻上去了。”沈杰的父亲沈新南说。

沈杰、刘曦都是家中的独生孩子。2013年3月20日,一场车祸夺走了二人的生命。

车祸发生时,甜甜还是一枚体外受精胚胎,被冷冻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罐里。为了让这枚胚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为两家人“留一个后”,4位失独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寻找各种代孕机构,想尽了一切办法。

根据2001年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办法》,对胚胎到底是属于生命还是属于物没有明确规定。此外,如何让老人们获得胚胎的监护、处置权,如何将受精胚胎变成一个生命,如何送四枚胚胎出国代孕,如何让代孕的孩子成功回国等等,这些问题对律师、代孕机构和老人们来说,都是新的尝试。

2017年12月9日,甜甜被一名28岁的老挝籍代孕妈妈带到这个世界,浅浅的眉毛,深深的酒窝。

“就会笑。”从甜甜身上,刘曦的母亲胡杏仙看到了女儿的影子:“眼睛像我女儿,但还是像他爸爸多一点。”

▲2017年12月,刘保君和同事去广州看望刚出生的甜甜,图中还有甜甜外婆和奶奶。 受访者供图

“没有医院敢接受精胚胎”

胡杏仙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受精胚胎时的情景:一根筷子长的玻璃导管,里面充满白色的雾气,“什么也看不见”。由沈杰的精子、刘曦的卵子结合而成的受精胚胎,就藏在这团白雾里。

从这枚受精胚胎形成开始,它就保存在南京市鼓楼医院——沈杰、刘曦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的医院。二人过世后,4位老人打了近一年的官司获得了胚胎的监管权、处置权。他们要把胚胎从医院里取出来。

2014年9月,沈新南刚一拿到法院判决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鼓楼医院。他以为,有判决在手,取出胚胎再无障碍。

但鼓楼医院给沈新南开出两个条件:一是要让当地法院执行庭的人一起来取;二是胚胎只能由医院转给医院,不能转给个人,所以需要另一家医院开出接收证明。

为此,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今年3月找到了鼓楼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王玢,她拒绝回应此事。

在宜兴,沈新南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人脉也广。但找到一家医院开出接收受精胚胎的证明,还是把他难倒了。因为彼时,沈杰、刘曦均已去世,无法进行胚胎移植手术,而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没有医院敢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为了绕过接收证明,仅2015年,沈新南就从宜兴往南京跑了30多次,但根本没用,“医院的大领导见不上面,小领导又做不了主”。

一次,有个朋友向沈新南介绍了一个人,那人称可以托关系把胚胎拿出来。沈新南没多想,塞了钱,送了礼。那之后,那个人的电话打不通了。

直到2016年6月,沈新南才在一家代孕机构的帮助下,从老挝的一家医院里开出了这份证明。他和代孕机构还分别购买了液氮存储罐,以保证胚胎始终处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环境里。

2016年12月20日,4位老人、2名代孕机构员工、3名宜兴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鼓楼医院。医院实验室的人拿着液氮罐走进会议室,只用了十几秒,就把盛有受精胚胎的导管取出,迅速插入沈新南等人带来的进口液氮罐。

▲2016年12月沈新南去南京鼓楼医院拿胚胎时,装胚胎的液氮罐。 受访者供图

曾打官司讨回孩子的受精胚胎

说起5年前的意外,胡杏仙仍会落泪。

彼时,沈杰、刘曦结婚两年,一直没有孩子。在沈新南的经济支持下,小两口在南京市鼓楼医院尝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13枚胚胎中,医院冷冻了4枚,预计胚胎移植手术时间为2013年3月25日。

意想不到的是,手术前5天夫妇二人突遇车祸,不幸离世。由于事发时没有目击者,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摄像头,事故原因至今不明。

几个月内,沈新南夫妇一共暴瘦了近60斤。沈新南还曾带着妻子邵玉妹去医院检查身体,想要再生一个。但邵玉妹“身体一下子垮掉了”。50多岁的人,吃中药,看医生,尝试过各种办法均无果。

对老人们来说,鼓楼医院里冷冻着的4枚受精胚胎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他们要把胚胎取出来。

当时,中国尚没有男女双方均离世,双方父母向医院讨要受精胚胎的司法案例;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只是禁止了胚胎买卖,禁止了国内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但对于未移植的胚胎如何处置,未做规定。

沈新南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通。他请来了律师李云(化名)。

在李云提议下,两家老人商量后,2013年11月,沈新南夫妇将胡杏仙夫妇告上法庭。

“起诉医院风险太大了。”多年后,沈新南向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解释,被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胚胎从医院里拿出来。

一审时,宜兴法院将南京市鼓楼医院追加为第三人。经审理,法庭认为“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并驳回了沈新南夫妇的诉讼请求。

但在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时,法庭充分考虑了伦理和情感因素,认为沈杰、刘曦遗留下来的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因此,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又可减轻其丧失子女之痛楚。

▲2018年3月,南京鼓楼医院生殖中心门诊。 新京报记者 吴靖 摄

4位老人面临的代孕难题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老沈想把胚胎拿出来做什么,他肯定是要传宗接代的。”李云说。

但在中国,代孕被明确禁止。

2001年,卫生部出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而代孕是否违法,在法律界也有争议。

“实际上,迄今为止,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对代孕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而原卫生部的规定只是行政规章,不具有限制人民权利的效力,不能作为禁止代孕的法律依据。

2014年8月,沈新南等人成了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嘉宾。胡杏仙当场询问主持人,“拿到胚胎,当然是想国家政府能给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照顾。”

所谓“照顾”,就是指代孕。当时,胡杏仙的侄女、外甥女等亲属曾表示,愿意为其代孕。但上海市卫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徐青松当即表示,“为了保护后代原则,不允许代孕,不允许这个情况出现。”

2015年4月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个部门曾联合制定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工作下发的文件中表示,打击代孕是为了净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环境,维护正常的生育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自己无法再生育,亲属志愿代孕又不可行。无可奈何之下,老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明处的、暗处的各种代孕机构。

某海外代孕机构负责人刘保君第一次见沈新南时,沈在不停地抽烟。那是2016年6月,梅雨季,他们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初次见面。沈新南手上的烟还没熄灭,立刻点上另一根,眼里满是焦虑和怀疑。

在刘保君之前,沈新南接触了几十家代孕机构。仅上海一地,他至少认识30家。

从打官司时起,各种国内地下代孕机构便蜂拥而至。他们承诺,可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和医院协商拿回胚胎,但都没成功。为此,沈新南还被骗了不少钱。

等到胚胎拿出来,需要找人代孕时,这些机构又退缩了。“代孕成功率一般只有50%左右。他们都怕担风险,毕竟只有4个胚胎,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沈新南也不放心,毕竟在国内医疗机构代孕是被禁止的。

还有一些机构,声称可以去海外代孕,比如去美国、乌克兰、俄罗斯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代孕是合法的。

这些海外代孕机构打着免费代孕的旗号找上门。沈新南虽对“免费”二字心生警觉,却不甘心放弃代孕的机会,接触了其中一家。

2016年初,沈新南受一家赴美代孕公司之邀来到上海。刚一到,公司负责人就说第二天要召开媒体发布会,帮他众筹代孕费用。沈新南被“吓到了”,偷偷买了车票第二天一早便返回宜兴。

与刘保君见面时,沈新南已经听了许多代孕培训课程,成了半个专家。刘自称是中国最早从事代孕行业的人,懂技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有过不少成功案例。

从能否开出医院接收胚胎的证明、如何保证液氮环境,到怎样解冻胚胎、怎样进行移植手术,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刘保君在回答沈新南的问题。刘保君还看了4枚受精胚胎的相关医院文件和资料,感觉胚胎质量、分裂冷冻情况相对较好,“(代孕)成功率比较大”。

经过协商,刘保君决定以成本价为沈家代孕,“代妈20万,一年生活费10万”,做不成,不收钱。

此后,双方又通过十多次电话,也为代孕、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争吵过。比如,代孕妈妈中途流产要不要退钱;流产后的治疗费用谁出;孩子出生后不健康,谁来负担治疗费用……

最终,沈新南把这些责任一股脑揽了下来。

▲医院里用于转移受精胚胎的导管。 受访者供图

多国出台禁止商业代孕法令

紧接下来的一关是:如何把胚胎送到老挝。

之所以选择老挝,是因为与刘合作的柬埔寨代孕妈妈养胎基地不能用了。该国于2016年10月颁布了禁止商业代孕的法令。而此前,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颁布了禁令。因此,未出禁令的老挝成为世界各地商业代孕机构的新宠(老挝也于2018年1月出台法令,禁止商业代孕)。

2017年1月初,刘保君的几名同事从云南出发,到老挝境内自驾游。那只装有胚胎的液氮罐得以带出国境。

选择这个过程带出胚胎,刘保君等人也颇费周折。

按照一般程序,寻求代孕的国内夫妇只要办理旅游签证,就可以到国外医院提取精子、卵子,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医院会将受精胚胎移植到代孕母亲体内。孩子在国外出生后,父母可再次办理旅游签证出国,到代孕医院开具出生证明、进行亲子鉴定。

“还要到当地的中国使领馆为孩子办理中国旅行证,然后就可以一起回国了。”一名业内人士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只要父母一方具有中国国籍,且未获得其他国家国籍,便可办理中国旅行证。

然而这次不是普通的海外代孕:需要出入境的不是人,是4枚受精胚胎。

2018年4月8日,重案组37号分别致电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云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三方均表示,受精胚胎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比较难办,此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检科的工作人员表示,“我这里出去问题不大,要不然你问一下对方国家需要哪些证书。如果有个胚胎进境的话,你需要的手续是很复杂的。”

该局卫生检疫科的工作人员则告诉重案组37号,先准备好情况说明、法院判决书、国内医院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的证明,以及国外医院愿意接收胚胎、愿意做代孕的证明。“然后我把这些材料发给省局,给他们看一下(再考虑具体如何处理)。”

刘保君接手胚胎前,从未做过运送胚胎出境的尝试,其他海外代孕机构也缺乏类似经验。

他最先想到了航空托运。“因为液氮不会爆炸,很多航空公司没把它列为违禁品。”但当他告知航空公司想要托运“胚胎”时,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这种东西不允许运输。”

他还找过一家曾从西班牙运输生物细胞回国的公司。但那家公司说,装胚胎的液氮罐报关报检时必须提供胚胎父母的委托书、体检报告等材料。显然,在沈杰、刘曦过世后,这些材料无法提供。

老挝代妈在广州产下男婴

在老挝,刘保君为胚胎选了一名27岁的代孕母亲坤达。行内人称“代妈”。坤达顺产生过一个孩子,没有传染病、遗传病,子宫环境正常。她还与刘保君达成了口头协定:如果顺利怀孕生子,她将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尽管沈新南对代妈的要求只是健康一点、高一点,“万一怀了双胞胎容易生”。刘保君还是从20多个备选代妈中,挑了这个好看的:“(坤达)个子大约一米六多,长得蛮漂亮,看着很讨喜。”

为了减少妊娠风险,医生从4枚胚胎中挑选了最具潜能的2枚,移植到坤达体内。其余2枚,仍被冷冻在老挝的那家医院里。移植成功后,受代妈自身条件及各种外在因素影响,成功率往往只有50%。这次也不例外,移植了两枚,只有一枚成功着床。

坤达在老挝当地的一栋别墅里养胎。一个院子里一栋三层小楼,住着五六个情况类似的代妈。坤达从不知道,自己子宫内的胎儿有着曲折的身世,也从没与沈新南、胡杏仙建立过任何联系。

沈新南等人对坤达的了解,也只停留在体检报告上。

每隔30天,坤达就要进行一次孕期产检。每次还没到时间,沈新南就会在微信上向刘保君询问坤达和胎儿的情况。刘保君会给他们发一些坤达的近照、视频,每个月去老挝探访时,还会带上沈新南交托的钙片、复合维生素等营养品。

“也不能让她觉得自己受到特殊照顾,和其他代妈不同。怕她会有情绪。”刘保君说。

即便胎儿孕育过程十分顺利,但接下来仍有难题困扰着刘保君和沈新南等人。

与其他海外代孕不同,因为沈杰、刘曦已经去世,孩子在国外出生后无法进行亲子鉴定,办理不了中国旅行证。没有中国旅行证的孩子,不能入境回国。

为此,没到预产期,刘保君就为坤达办理了赴中国的旅游签证,安排她到广州的一家民营医院待产。

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无论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均未禁止外国人以旅游签证入境后在国内医院生育。

2017年12月9日,坤达肚里的孩子在广州出生,男孩。沈新南夫妇和胡杏仙立刻从宜兴飞到广州,见到了这个盼了4年多的孙子。

邵玉妹记得,孩子刚出生时还没长开,皮肤皱巴巴地缩在一起,但是“很白”。

外婆胡杏仙给孩子起了个小名:甜甜。她希望甜甜的到来能给他们带来甜蜜,苦尽甘来。

▲甜甜出生快满100天。 受访者供图

如何规避孩子抚养权之争?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4位老人把甜甜接到南京做了亲属鉴定。4位老人都抽了血,对照DNA片段,甜甜被证明正是沈杰、刘曦的儿子。

接下来的问题,是孩子的国籍问题如何认定。杨立新认为,甜甜在中国出生,生物学父母都是中国人,就是中国国籍。

此外,如果将来坤达找到甜甜,想要抚养、探视,又该怎样?

“胚胎移植手术前,代妈和我就有口头承诺: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刘保君说,而且沈家与坤达的信息始终相互隔绝。杨立新则认为,“有协议就行,没协议有口头承诺也行。”如果没有相关纠纷,就可以上户口了。

事实上,中国已出现多起代孕子女抚养权争议事件。2016年,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还有一个关于代孕子女法律地位问题的判例。“那个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孩子的抚养权)属于主张代孕的一方,不属于生出代孕子女的一方。”杨立新对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表示,那个判例和甜甜家的情况一样,“(如果出现纠纷)不能认定代孕母亲的权利。”

据刘保君介绍,坤达生下孩子,护士抱给她看了看就送到沈新南他们那里。因为是顺产,产妇也无大碍,两三天后,刘保君给坤达结清十万元代孕费,并安置她在广州休养几天后送回老挝。尚未登记户口的甜甜则住进了沈新南位于宜兴湖父镇的三层独栋别墅。为了照顾他,沈家特意请了一名保姆,24小时陪护。

“和我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像不像?”说着,邵玉妹从电视柜里抽出一个厚厚的袋子,剥开三层防尘套,露出几张沈杰、刘曦的结婚照。

2018年3月18日,甜甜出生满百天。按照镇上习俗,沈家本该大摆几十桌宴席,放着鞭炮邀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前来做客,人越多越热闹。

但沈新南只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十桌,邀请了胡杏仙夫妇和一些走得较近的亲戚。他不想孩子的百天宴太过张扬。

“这个小孩来到世上,他也伤心的。人家都有爸爸妈妈叫的,他没有爸爸妈妈叫了。将来肯定要告诉他的,不告诉他怎么办呢?”沈新南打算先骗着甜甜,告诉他爸爸妈妈出国了。等甜甜大一些、懂事一些,再告诉他自己身世的真相。“幼儿园可能是最艰难的时候。”

新浪新闻公众号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左方二维码关注新浪新闻官方微信(xinlang-xinwen)

原标题:南非居民忆11人被枪杀“地狱之夜”:生不如死

中新网约翰内斯堡9月30日电 (记者 宋方灿)“当时感到生不如死!”回忆起9月29日晚发生在开普敦郊区一个非正式居民点的开枪杀戮事件,目击者恩雅玛哈兹心有余悸地说。

当晚,这个有着6万居民的非正式居民区发生了恶性连环枪击事件,有11人在四个地点被开枪射杀。这已经是过去一周内当地的第二起类似事件,周二曾有7人被射杀。

结束了一周的辛劳,恩雅玛哈兹29日晚来到位于菲利普东地区的一个地下酒馆放松。不过大约晚上6时许,他突然听到有人扔砖块击中酒馆内物体的声音,“然后,那些人(枪手)就走进来,看似随机地开枪杀人。”

另外一名附近的居民表示,枪手叫嚣警察都吓坏了不敢来这里,“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目前尚不清楚死者当中是否有便衣警察。

一位名叫诺内兹的女子的儿子鲁巴巴鲁在这次杀戮事件中丧生。她表示,她儿子白天在那个地下酒馆赌博,回家吃完晚饭后回去继续赌博时被杀。

恩延加社区警民中心的主席马卡斯表示,这系列的枪击事件可能与当地的“私刑杀戮”有关。“因为对警察失去信任,这里的私刑杀戮事件不断。”他说,“仇杀不能解决问题,那些人被打或被杀后,他们的家人也会出来复仇。”

30日,南非警察部长姆巴鲁拉发表了一份声明,向死者者家属表示哀悼,强烈谴责这起疑似“私刑杀戮”事件。“这类对我们的人民的攻击,不能再继续下去,警方也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事事。”他说,“警方必须有所行动,来保卫我们的人民。”

姆巴鲁拉表示,曾在当地当过警长的西开普省警察副总监曼茨少将将亲抓此案。“我希望警方能够执行命令,找到那些杀人者。我们的人民不能再生活在恐惧当中,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在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中长大。”

南非通讯部长德罗德罗30日代表南非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对杀戮无辜民众的行为表示震惊和难过,政府呼吁当地社区的民众保持冷静,并保证执法机关将尽快将元凶绳之以法。(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原标题:柯文哲谈被民进党“抹红”:仍是“白色力量”

中新网9月19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今日表示,要抹黑他很困难,只好用“抹红”的方式。他认为,自己依旧是“白色力量”。

台北市长柯文哲19日出席“2017第一届台北智慧生态小区设计竞图”颁奖典礼。图片来源:《联合报》 记者张世杰/摄影

柯文哲因多项议题与台湾当局多个部门杠上,引发绿营内部“反柯文哲情绪”发酵,联署2018选举要自推人选。民进党民意代表郑宝清更直言,柯文哲由墨绿变浅红,实则比敌人还可怕,在在显示,民进党与柯文哲合作机会愈来愈渺茫。

柯文哲今天上午出席2017第一届台北智慧生态小区设计竞图颁奖典礼暨成果展,会后受访时说:“要抹黑柯文哲很困难,就只好用抹红的。”而他认为,现在的自己还是“白色力量”。

对于与绿营合作机会恐怕愈来愈小,柯文哲说:“每个政党寻求最大利益,就这样,对民进党来讲,可以自己选就自己选。”他也重申,他对民进党一向都表达善意,只是看到不对还是会举手,不会明明不对,还要“装”。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躁动扩容至近60家 不良资产价格逼近承受极限

  今年地方AMC扎堆成立,股东背景也更为多元化,在不良资产价格大幅攀升的背景下,地方AMC探索多种经营方式,效果还需时间检验

  投资者报记者 闫军

  随着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和坏账日趋呈现小额分散的特点,地方处理坏账的生意蓬勃兴起。今年以来,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迅速扩容。截至10月12日,今年已有8家地方AMC宣布注册成立并获得批复,另有15家正在筹建中。

  《投资者报》记者注意到,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这批地方AMC“小鲜肉”,无论在股东背景、发展模式还是自身短板都与原有的四大全国性AMC不同,给市场带来新的活力和风险。

  15家地方AMC筹建中

  AMC是“资产管理公司”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凡是主要从事此类业务的机构或组织都可以称之为AMC。持牌(即银监会颁发的金融机构许可证)AMC可以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获得银监会牌照也是多数地方AMC的目标。

  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业务之前主要集中东方资产、信达资产、华融资产以及长城资产这传统四大持牌AMC手中。随着宏观经济低位运行和结构调整的深化,2012年以来,国内商业银行不良率不断攀升,虽然在去年四季度从1.76%的平均不良率开始企稳,但不良资产余额持续上升。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64万亿元,而不良+关注类贷款存量规模超过5万亿元。

  此外,中小企业违约现象增多,不良资产出现小额分散等特点,四大AMC虽然在处置经验、风险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很难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2012年,监管层推动地方成立AMC,2015年之前有19家地方AMC相继成立,到2016年10月,银监会取消了对地方AMC收购不良资产不得对外转让的限制,允许有意愿的省市增设AMC。随后,各地掀起了设立AMC的高潮。截至10月12日,地方AMC注册成立家数达到43家,包括15家正在筹建的,地方AMC将达58家,算上原有四大AMC,国内AMC数量将突破60家。

  在监管层放开“原则上一省一家”的政策后,据统计已有14个省级行政区域至少有两家地方AMC,其中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四省均已成立3家地方AMC。

  从注册资本来看,地方AMC以10亿元为注册起点的居多。目前正在筹建的15家地方AMC中,注册资本最高的是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为40亿元,而榆林金融资产作为陕西省首家地市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仅为5亿元,为当前唯一一家注册资本低于门槛10亿元的地方AMC,监管层是否会批复还不得而知。

  股东背景多元化

  包括地方财政、地方国企、地方金控集团在内的地方国资是此前地方AMC股东的主要构成。比如广东粤财资产由广东粤财投资控股全资持有,福建省闽投资产由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全资持有。《投资者报》记者统计发现,已批复的43家地方AMC中至少有16家为地方国资全资持有。

  究其原因,和地方AMC的准入门槛不无相关。根据银监发(2013)“45号文”,首先,地方AMC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且为实缴资本;其次,需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适宜于从事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专业团队。仅此两大门槛就将大部分民营企业排斥在外。

  不良资产产生于银行内,对其情况最清楚的就是银行。一位业内人士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今年8月7日,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目前,5家国有大行已牵头成立债转股子公司,成为银行系AMC。

  此外,四大AMC同样在布局地方AMC。据悉,目前长城资产直接持有甘肃长达资产25%的股权,间接持有宁夏资产34%的股权;东方资产直接持有苏州资产10%的股权,间接持有安徽国厚资产、宁夏顺亿资产和宁波资产的13.95%、1.96%和34%的股权;华融资产通过有限合伙形式入股青海资产和华融晋商资产;此外,信达资产则分别间接持有中原资产、中安金融资产的3.33%、12.25%股权。

  东方资产此前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虽然四大AMC凭借全牌照业务的协同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居于主体地位,但也面临资金成本较高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而地方AMC成立时间较短,实力不足,但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关系比较紧密,拥有一定的区域优势。未来双方在不良资产市场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不良资产价格已上升10%

原标题:杭州22人被控虚假诉讼受审:通过拍卖执行倒卖浙A车牌牟利

杭州两名二手车商专门搜寻有杭州地区浙A号牌的旧车,通过虚假诉讼倒卖车牌谋取不当利益,包括该二人在内的22人因涉嫌犯罪被公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23日从杭州临安法院获悉,8月21日,该院公开审理此案,二手车商黄某、奚某等22名被告人被指控虚假诉讼罪,22名被告中,除黄某、奚某等主犯,很大部分是车主。

杭州市于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实行小客车限牌。此后,杭州地区的“浙A”车牌竞拍价格一路走高,2017年7月浙A车牌竞价结果显示,个人最低成交价达50100元。

2015年,谢某、潘某欠二手车商黄某10万元,黄某将谢某、潘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黄某胜诉。在案件执行阶段,法院拍卖了谢某名下一辆旧车。出乎意料,这辆不值钱的二手车竟然拍出了7.5万元高价。黄某发现,这辆车拍出高价的原因就是拥有浙A车牌。

按杭州的相关规定,个人用户之间浙A号牌不能交易过户,但通过司法拍卖,买家可以获得车牌指标,所以买家愿意支付高价拍下带号牌的旧车。

为此,黄某萌生通过虚假诉讼变相倒卖浙A车牌、赚取差价的想法。

黄某找到同样做二手车生意的奚某,二人利用行业优势,开始搜寻合适的二手车主——他们往往在杭州实行限牌前就拥有好几辆浙A号牌小客车,现在名下有车辆车况不佳面临报废。

据钱江晚报报道,找到合适的车主后,黄某、奚某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车主的二手车及车牌。往往价值二三千元的二手车,黄某和奚某可以给车主二万多元,但条件是车主必须答应写一张虚假欠条,并签署授权委托书等手续。

他们这样做是便于操作虚假诉讼。诉讼过程中,黄某、奚某还会给“被告”车主请律师“打官司”。

澎湃新闻从临安法院获悉,黄某和奚某的第一笔“买卖”是跟一个叫单某的人做的。二人先跟车主单某商定以1.8万元的价格购买其名下一辆旧车,但单某要拿到这个超出市场价的车款,须另写一张4万块钱的欠条给黄某,随后黄某以单某不偿还债务为由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在审理时,黄某、奚某和被告“代理律师”当庭达成“共识”,最终调解结案。结果单某将自己要卖的旧车抵押,经司法拍卖“还债”。

单某那辆只值1万余元的旧车,竟然拍到了4万多元。法院将拍卖所得打入黄某账户,扣去事先允诺单某的1.8万元车款,法院的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黄某和奚某一人还分得了8000多元。此后,黄某和奚某开始频繁用该手法作案。

2016年下半年,临安法院的法官在执行谈话中发现,奚某多次向法院申请执行同一类型案件,且每次“老赖”都将自己的车子抵押在奚某处。该情况引起了法官的怀疑,随后法官找到了案件相关人员,几经交谈后了解了真相。

2016年10月,临安法院将上述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经查,2016年5月至9月期间,黄某、奚某利用以上手法共作案18起,共有22人涉案,总诉讼标的达120余万元。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娱乐天地娱乐平台万达娱乐万达平台华宇娱乐华宇代理拉菲2拉菲娱乐拉菲平台1号站平台1号站1号站娱乐